从高昌故城东北一直延伸到西北，在10平方公里的狭长戈壁旷野上，是一片古代墓葬。

　　这里埋葬的墓主人，是从魏晋南北朝至元代约1000年间，曾经生活在吐鲁番盆地的活生生的高昌人。

　　在这高昌人无数亡灵的冥府中，有一个与人世凡界(阳间)并列的另一个世界天界(阴间)。这些墓主人认为阴间是阳间的翻版和延续，所以期望在死后仍然能得到同样的享受。

　　为此，人们要为死者陪葬各类象征享乐、富有、权力的物品。从衣食住行到文化娱乐，从金银珠宝到账目地契，从闺秀描红到盔甲兵戈，从世俗文字，到经书典籍，可以说应有尽有无所不包，人们称它是高昌历史的秘密资料库，西域文化的地下博物馆。所以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阿斯塔那(是突厥语“京都”或“首府”的意思)墓葬群所在地名叫阿斯塔那村(汉名叫三堡)，它与东北方向不远的哈拉和卓古墓群(即二堡)相连结。因此也称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墓葬群。

　　阿斯塔那墓地四周，在灰色的沙滩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沟槽和堆积的黄色土丘，这是考古工作者勘察挖掘后留下的痕迹。

　　参观者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进人一些打开的墓穴。首先进人的墓穴是一个双人合葬的坟墓，里面漆黑一团，借助手电的光一照，两具仰面而卧的干尸赫然在目。

　　正中一土炕，炕上铺着芦席，上面干尸一男一女，是夫妻合葬墓。高吕历来与汉文化相通，盛行夫妻合葬或家庭成员数人合葬(在别的墓中出现土炕上有尸体，地下也依次排列尸体的情况。这应为家庭合葬墓)。

　　眼前这对夫妇肌肉已经萎缩，皮肤呈焦褐色，紧紧包在骨胳上。吐鲁番特有的炎热干燥气候成全了他们，使尸体脱水而不腐烂，留下了完整的干尸。死者赤身裸体，衣服和随葬物早已不存，腰间系着一条白布，很可能是考古者或守墓人所为。

　　男尸五官下陷，下巴脱落，张着大嘴，全身都像在抽动，看来死者当时很痛苦，或者处在愤怒中，至今还留下愁眉苦脸和全力挣扎的形象。

　　女尸则不同，给人的印象平和多了，她的表情冷静、含蓄，像是在熟睡中被死神夺去了生命，使她留下极不情愿离开人世又万般无奈的表情。

　　还有一座是著名高昌大将军张雄夫妇的合葬墓。这对干尸已移至新疆博物馆展出。

　　另有两个墓室可供参观，其中一个墓室墙壁上绘有色彩鲜艳的花鸟图，花鸟图上面的云彩之间，还画了一些南归的大雁，为6幅屏风式花鸟画构成的组画。唐代中原花鸟画很发达，但只见记载难觅真迹。眼前这6幅唐墓中的花鸟画，仿照中原流行的6面屏风式样，无大的突破，但却是唐代花鸟画的真迹，亦是迄今见到的最早的一组独立的花鸟画珍品。

　　另一个墓穴里有两具干尸躺在木板床上。据说当时只发现一具男尸，躺在一张破芦席上，没有任何随葬品，文物工作者为他架起木床，又从别处的墓穴中移了一具女尸过来。考古工作者经过鉴定，他不属蒙古人种，可能是中亚一带远道而来的外族人，在贫困孤独中客死异乡。

　　后来，这两具干尸被罩进玻璃罩子里。据说，这玻璃罩是一位香港人捐资制作的。墓室里有了电灯，可以清楚地看到，于尸塌陷的头颅上，那蓬蓬松松绾着的发髻完整无损，手指和脚趾上的指甲仍有光泽，使僵硬干枯的古尸传递出曾经活跃过的生命气息。

　　至今考古工作者已经发掘考察了巨大墓葬群中的500多座坟墓，墓穴中的许多于尸和大量文物，经过清理后送到吐鲁番博物馆和新疆博物馆保存并展出。有的还飘洋过海远行异邦，到外国展览过。

　　这庞大墓葬群的发现，是延续千年的高昌社会生活的再现，是一个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文化宝库。除了各时期、各种类、各民族、各阶层墓主的数量浩繁的文物之外，特别重要的是这里还出土了数以万件计的文书。它们是西晋至唐代高昌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被编印成一本又一本大部头资料书和研究成果，用多种文字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出版，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从而形成了一个国际性新学科——吐鲁番学。

　　此外，还有丝、毛、绵、麻织品，这是历史文明的象征，也是东西方文明在吐鲁番盆地汇聚的实证。出土的丝织品有锦、绮、绢、纱、绫罗、刺绣等，色彩鲜艳，：图案新颖，其中大部来自中原。锦袍、锦被上有青底绛红花纹和图案，由四神、如意、树叶、文吏头像组成的画面，放射出神秘之光。锦纹图案中的对兽对鸟、联珠鹿纹是中原常用的题材，而那些用纬线显花的孔雀、异鸟则是中亚、西亚流行的一些图案。

　　最引人注目的是这里出土的丝织品还有西域出产的“疏勒锦”、“龟兹锦”、“高昌所作龟兹锦”，标志着晋至唐代，西域已经有了本地的丝绸纺织业了。出土的木制品有木案、木牛、木马、木猪、木鸭、木牛车、木俑、代人木牌，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陶器中的碗、盆、杯、罐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制作精细，已达到与中原陶器同步的技术水平；陶器图案多为佛教崇尚的莲花纹，说明佛教在高昌已非常盛行。而那些纸鞋、纸帽和纸扎人形的四肢，似乎也暗藏着许多历史的奥秘。

　　在阿斯塔那墓穴中，除许多壁画外，还出土了大量纸画、绢画、麻布画、木版画作品，其中不少墓穴顶上钉着华夏始祖“伏羲女娲图”，最富文化内涵，倍受世人关注。出土的泥塑俑、木雕俑，特别是那些载歌载舞百戏俑，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展示了高昌社会崇尚艺术和演出活动频繁的兴盛局面，为今天的人们再现了西域和吐鲁番盆地舞台表演艺术多彩多姿的生动景象。

　　阿斯塔那古墓中出土的钱币不仅有汉五铢钱、唐开元通宝，还有本地流通的高昌吉利钱，以及相当数量的波斯银币和罗马金币。这对昔日丝绸之路经济发达和中外贸易繁荣的状况，是一个最好的实证。

　　在阿斯塔那墓葬中，殉葬品有实物，也有仿制、缩小、代用的象征性物品，古人以写实的写意、具象和抽象交替的形式，编制了一个巨大的地下迷宫，营造了一个与高昌社会生活相对应的幽冥世界。

　　阿斯塔那墓葬，巧妙而不厌其烦地描绘着人类的本质。凡是墓主人生前拥有的，他们内心曾经有过的渴望和梦想，在这里都获得了表现，获得了满足。

　　衣、食、住、行，游玩娱乐，在墓穴中样样不缺，从亭台楼阁到车马、绸缎，从琴棋书画到五谷、果品，葡萄瓜果种类繁多，糖果、点心、水饺、银钝、面饼、粽子样样俱全，呈现出高昌社会生活的一道风景和真实面貌。当然，任何时代都有贫富之分，墓穴中的这种社会差别体现得也十分明显。有大富大贵铺金盖银者，也有一贫如洗、一张苇席打发一生者。阿斯塔那墓穴中的景观，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某个时期、某些阶层的局部，也通过那林林总总的文书、堆积如山的文物，让我们看到吐鲁番地区千年万象和社会生活的全貌。

　　20世纪初，在这遥远而荒凉的阿斯塔那墓地，忽然出现了许多外国人，有俄、德、日、英等国的探险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英籍匈牙利考古学家奥里尔·斯坦因。

　　斯坦因曾于1907年和1914年两次来到吐鲁番，在1914年11月至1915年2月那个暖洋洋的冬季里，斯坦因对交河、高昌两座古城和吐峪沟、柏孜克里克两处佛寺进行发掘考察。

　　1915年1月，他和他的探险队的工作目标就全部集中到阿斯塔那古墓群了。

　　吐鲁番盆地早已令斯坦因神往，那里的历史是那么富有神秘色彩，而那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又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虽然他知道，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早于他发掘过吐鲁番的文物，而且“所获特别丰富”，他还是步其后尘来到了吐鲁番。

　　阿斯塔那墓和其他遗址一样，都曾被德国人发掘过，但斯坦因发现戈壁滩上墓葬数量众多，“有很大的余地进行全面搜寻”。他把阿斯塔那古墓群划分为10个墓区，前后搜寻了34座墓穴。他满怀信心地说：“若在这里进行有计划的发掘，是会有更为可观的发现的。”

　　他在《亚洲腹地》和《西域考古记》中，详细记载了在阿斯塔那古墓穴的发掘情况。

　　斯坦因在当地雇了些民工，几十座墓葬很快被打开。他进人死者的居室，千年前的实物实景奇迹般地呈现在他面前。那一具具保存完好、形态各异的古尸，有的用毡或丝绸包裹，有的身穿各种服装，也有的赤身裸体。斯坦因说，古尸和随葬品数量多得惊人，是由于该地干旱无雨，也由于源自中国的习惯，即用死者珍爱的东西殉葬；或以埃及方式，将物品缩小为仿制品陪葬。他发现，所有的尸体已“木乃伊化”，缠裹尸体的丝绸是中国的，但“也有许多属于波斯风格”的锦缎、刺绣，其中拜占庭式图案可能是为了适应西方市场而设计的。有些印染的丝绸上，绘着死者的肖像。

　　“大量泥塑，有哭丧者，有守护神，有披着华丽马衣的马匹等等，全都惟妙惟肖”。斯坦因看到，每一座墓室中都陈殓着几具尸体：一对夫妻或一夫二妇。尸体一般都置于一个土台上，当人们挖掘坟墓时就为死者留下一个安息的土台，也有的尸体躺在木板搭成的尸床上，还有将尸体殓入木棺的，但这类木棺很简单，且许多木棺已不存，被盗墓者搬去当柴烧了。许多遗体还非常完整，斯坦因说这些死者是按照“他临死时的姿态”而埋葬的。他发现一些死者口里的钱币，有中国钱币和萨珊王朝时代的银币，还发现一些非常罕见的金币。他说这些金币是对拜占庭铸币的非常粗糙的仿造品，还“分辨出其中的一枚金币是拜占庭查士丁尼皇帝的勋章”。某些死者手执一截木棍，或将木棍放在臂下或腋下，像是金钢杆似的器具。他特别注意到在死者身下的陈尸布两旁上部绘有图形，似乎想用这图形表现死者的面庞，这些图形是用黑色线条草绘的。死者穿着当时流行的衣衫、鞋和帽是用涂成黑色的纸做成的。有时发现死者胸部放着一些用纸剪的微型衣服，作为供奉物。还有各色的“废纸”，显然是用来塞垫棺材的。正是这些殉葬物中的各种“字纸”，成为斯坦因发现的宝贵文书的一部分。

　　墓葬中普遍供有各类食品，这些食品放在死者头前，有的 还将食物放在小平台上或低矮的小炕桌上，斯坦因说“这完全 如同平常人们用餐一样”。在一个细口大肚的陶罐里，盛放着殉葬的蜂蜜。有些钵和碗中，存留着葡葡、李子、黑豆和肉类。除了供奉面食，有些墓室中还陈列着用泥土制成的象征性食物。有圆条状的，“有8字形的松饼”，有麻花状的和花朵状的食物和一个分成四份的饼。这些食物造型有的使用了模具，斯坦因就发现了类似的制造食物或象征性食物的模型。 

　　尽管阿斯塔那墓在斯坦因进人前，已遭到盗墓人的浩劫，但斯坦因还是发现了有价值的物品和首饰。如涂了彩漆或编织得非常精巧的盒子，其中存着女人的化妆品：梳子、发夹、胭脂盒。斯坦因在许多墓的人口处还发现砖形墓志，上面记载着死者的姓名、生卒时间，有的还记述其官号及居官仕途的各阶段情况。在女性墓志上，往往还有赞扬她持家方面的才能及其他美德的文字。

　　但最有价值的东西，是斯坦因在墓穴中发现的艺术品。一座墓室的墙壁上，画着由几头牛和一头骆驼拉的车，另一座墓室墙壁上画的是一个男子、一个女子、一头骆驼和一辆车，还有一座墓室的装饰画也大致相似，一男子坐地毯上，周围坐着 一些仆人。最使斯坦因惊喜的是，他在一些墓室顶上发现了绢质的“伏羲女娲图”。还有几幅残破的但艺术性很高的绢画仕女图，画的是一些在花园中游乐的美丽的妇女。另外两幅纸画，一幅“饮宴图”，一幅“乐舞图”，都有很高的艺术水准。

　　斯坦因认为，“中国美术到唐代号称极盛，这些绘画虽是残片，然而不失其为世间绘画的一个范本。尽管破碎，还是有很大的价值。”

　　在古墓黑穴中，斯坦因忘情地流连于那些精美的艺术品中，但当他看到古人干尸脸上覆盖着带有花枝图案的丝绸物时，一股神秘气息向他袭来，使他感到茫然。他很快发现这种现象在各墓穴中普遍存在，于是他就用“覆面”这一称呼来为益在死者脸上的这种圆形的丝织物命名。它一般用锦缎裁成或用小块丝绸缝缀在一起，大部分都有大型珠饰和圆形画像图案，这些画像有野猪头、长翅膀的千里马、怒目而视的狮子和骑马射箭的骑士。

　　除了“覆面”，还有金属“眼罩”，这些“眼罩”固定在一块织物上，一般都没有打洞，仅仅是放在死者眼上的装饰，银质“眼罩”较多，也有用薄木片制作的。

　　“覆面”与缝在织物上的金属“眼罩”连接在一起盖在死者脸上，这就使我们想起玄类法师离开高昌时麹文泰送他的“面衣”，即“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袜等各数事”的一段文献记载中提到的“面衣”。

　　虽然斯坦因只把“覆面”、“眼罩”作为一种葬俗来记载，而我们却不得不把这种葬俗，与西域严寒刺肤、风沙扑面的自然环境联系起来，这是人们希望为死者继续防风御寒的一种美好心愿。　

　　斯坦因从古墓地穴中爬出来，已是吐鲁番艳阳高照的二月天气。他将古墓中和吐鲁番其他地方如高昌、吐峪沟、柏孜克”里克等处收集的文物打点了一下，共141箱，用45匹载重的骆驼，由他的心腹助手伊卜拉欣伯克带领，通过喀什噶尔，运往印度去了。

　　斯坦因从吐鲁番运走的文物，有文书、古籍、艺术品以及丝绸、陶瓷制品等等。后来，这些文物又运往伦敦，收藏在伦敦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中。有关吐鲁番文物的发掘报告，斯坦因在他的多卷本《亚洲腹地》中刊布。

　　斯坦因的这些著作，是我们深人了解阿斯塔那墓葬的重要补充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