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戏剧残卷，是德国探险家勒柯克在胜金口幽深的峡谷废寺里发现的。它的发现纯属偶然，但发现后的它却非同小可。因为它把中国戏剧产生的时间大大提前了，成为修订、改写中国戏剧史的实证材料。

　　不过，勒柯克在吐鲁番胜金口发现的这部戏剧残卷只是一些残页，很难看出这部戏剧的全貌。无独有偶，1959年在哈密天山公社的板房沟，有个叫牙黑牙热衣木的牧民偶然在一棵古老的大松树的空心洞里，发现了一包用毛毡包裹的东西，打开一看是一包残破的书页，这包破书很幸运地转到文物部门手中。经专业人员与勒柯克发现的残页对比研究，证实这两包残页是同一部戏剧稿本。它是高昌佛教后期抄写的印度原始戏剧剧本《弥勒会见记》的回鹊文抄本。哈密当时是吐鲁番高昌王国属地，两地同时发现同一种戏剧剧本残卷，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高昌是佛教传入最早的地方之一，高昌与于闻、龟兹并称为西域佛教的三大中心。但是于阗早在公元10世纪就被喀拉汗王朝所征服，至宋代以后佛教衰亡，而高昌佛教则顽强地延续着。此后由于伊斯兰教以势不可挡的锐气向前推进，至11世纪龟兹佛教中心也被伊斯兰教摧毁，高昌回鹘王国的佛教便处在消亡的前夕了。

　　但佛教在高昌毕竟根深蒂固，人们的信仰坚如磐石，不仅礼佛诵经一如往常，而且译经弘法也空前活跃。回鹘翻译家胜光法师(即僧古萨里都统)不仅用回鹘文翻译了佛教经典《金光明最胜王经》，而且还用回鹘文翻译了玄类弟子的著作《玄奘类传》。玄奘西天取经历时17年，回京后由辨机整理了他的西游回忆录《大唐西域记》十二卷。玄类圆寂之后，他的弟子慧云根据其西行壮举，著成传记五卷，玄类大师的另一弟子彦棕又续著5卷，记述了玄类在印度和西域各国的传奇式经历，许多内容在《大唐西域记》中不曾录入。此书名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玄奘传》。胜光法师将《玄奘传》译成回鹊文后，在玄类留下足迹的吐鲁番盆地乃至整个西域，产生重大影响。此书翻译时间与《金光明最胜王经》译成时间接近，应为10世纪以后。

　　大约在同一时期，回鹘翻译家又将印度佛教经典、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译成回鹘文，这在西域宗教文化和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此剧本先由圣月大师据印度文译成吐火罗语(古代焉耆语)，又由高昌人智护法师转译为突厥语。剧本是以介绍弥勒佛生平事迹为主线，以“出生”、“出家”、“成佛”、“会见佛祖”、“转法轮”、“拯救生灵”等情节为构架的宗教说理戏剧。

　　20世纪初，勒柯克在吐鲁番胜金口废寺发现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共有6种抄本的残页。1959年，在哈密发现《弥勒会见记》的回鹘文妙本则有586页。哈密本比之吐鲁番本数量更多，但仍不完整。从这些残页可以看到，此剧由一幕序文和25幕正文构成。剧本中有人物、有对话、有唱词、有故事情节，而且剧本每幕前都标出演出场地，可以说基本具备了戏剧演出的诸要素。新疆古代以歌舞著称，而且很早产生了歌舞戏的表演形式，但仍不能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戏剧。《弥勒会见记》的发现，给西域戏剧提供了新材料，对西域戏剧的形式、产生时代的固有构架是一个冲击，也为我国戏剧史的编写提出了修正的素材和依据。

　　当年勒柯克在胜金口首先发现《弥勒会见记》，是与他的助手攀着崎岖的山路，在山腰上的十二个寺院建筑物废墟之中的一个僧房里找到的。他一下看出这是用回钥文抄写的，“在末尾处注明是从吐火罗文翻译的，似乎还署有作者的名字”。 

　　吐火罗文正是古印度文字的一种。经勒柯克在这之后公布的材料说，这是一部有关宣扬佛教的“剧本残片”，是“用戏剧形式记述一次佛教盛会，扮演佛教救世主弥勒佛涅槃的故事”。

　　这是勒柯克在近百年前最初的研究报告。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文化界和戏剧界对《弥勒会见记》进行了集中研究，从而形成了西域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

　　在吐鲁番、哈密盛行佛剧《弥勒会见记》的时候，塔里木盆地已基本上成为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佛教文化已接近尾声。而这一时期的吐鲁番一带，佛教仍盛行不衰。佛教戏剧《弥勒会见记》的翻译、传秒和演出，不仅显示了佛教在高昌的顽强生命力；而且在艺术形式上，发达的印度古典戏剧将新疆本土歌舞戏大大提高了一步，这就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