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昌故城寺塔林立、庙宇纵横的佛国世界里，也并存着摩尼教寺院、景教教堂和袄教祠堂。特别是摩尼教寺院及其文化遗存最为弥足珍贵，值得今天的人们去寻访探秘。

　　站在内城“可汗堡”附近的高台上，就能俯瞰曾于20世纪初被德国人发掘过的摩尼教寺院遗址，这里不仅有按摩尼教教规建筑的“经图堂”、“备讲堂”等遗迹，而且还出土了许多摩尼教的经卷文书，更可贵的是发现了表现摩尼教内容的巨幅壁画。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由摩尼创始，发源于波斯的宗教。它理论基础建筑在善恶“二元论”之上，并吸收了基督教内容和佛教因果论，所以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高昌回鹘在皈依佛教之前，是信仰摩尼教的民族，在这之前还信奉过萨满教。摩尼教东传时期，掺杂了不少佛教内容，为了教派的生存，传教士不得不随时改变形式，特别是在高昌这样一个佛教发达的地区，摩尼教要发展就得依托佛教。当时高昌回鹘人的主要宗教是摩尼教，即使后来佛教占据统治地位时，在高昌仍有些回鹘人既信摩尼教又信佛教，两教可以和平共处、互相借鉴，甚至出现摩尼教经典里有佛教内容，佛教经典里有摩尼教内容的混杂现象。

　　在高昌佛教遗址中，出现摩尼教文化遗存，正是两教相互渗透的反映。在摩尼教的绘画中表现尤甚，呈现出互相影响的明显痕迹。

　　从高昌故城内城中的“可汗堡”向南不远，就是被佛寺包围着的摩尼教教堂遗址。

　　德国探险家勒柯克于1902年和1904年，两次在这里发掘，曾有过重大的收获。

　　勒柯克带着他的助手巴图斯来到这片废墟当中时，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远离摩尼教故乡的西域边城，发现摩尼教的教堂遗址。当时他和助手只是想有惊人的发现，就把一建筑物墙上捅出一个大窟窿，一股亮光洞开了千年历史谜底，奇迹出现：一堵墙上有一幅巨大的壁画，中间绘着一个比真人还要大的肖像，他身穿华丽的摩尼教大祭司的法衣，拱手立于一边。

　　头上戴着一顶形状奇特的高帽子，那是用金色锦缎制作的，这高冠由几个大口向上的扇形组成。帽子两侧系着红带子结于额下，垂落在胸前。长长的白须白发，搭在肩头。面部沉静，目正神安。有头光，与众不同的是一个白色镶边的大红圆盘，像月牙围绕着的一轮红日。在摩尼教中，太阳和月亮的出现是不寻常的，它象征着站在我们面前的人物大概就是这个教的创始者摩尼本人。在他周围，簇立着数十个同样穿着白色教士衣的男女圣徒，身躯明显缩小，他们排列成行，毕恭毕敬地面向主像，双手藏在宽大的袖筒里，合十于胸前。这可能是一幅摩尼或大祭司向教士和修女说法的图画。

　　这是首次发现的摩尼教壁画，也是摩尼教流行于高昌地区的真实记录。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摩尼教教主摩尼的肖像。”勒柯“这幅图画的发现，将摩尼教教堂没有绘画装饰的观念打破了。这个厅或许就是这一著名宗教的“斋戒厅”。

　　显然，摩尼教堂绘制壁画，是受了佛教的影响。这幅壁画被勒柯克作为“我们收集品中的主要物件之一”，从墙上剥下来，收藏于德国的博物馆中。

　　除了这幅壁画，德国人还在一些摩尼教经卷中发现许多造型精美的细密画。还有一些其他纸画、绢画以及丝绸刺绣残片等。这些出自高昌故城的摩尼教绘画，虽然残破不全，辨识不易，但其考古价值和艺术价值还是很高的。对于这个已经消亡了的世界性宗教来说，是从艺术造型方面提供的最早见证。

　　上述大量摩尼教写本、绢画残片和绘着细密画插图书籍等 文物，是勒柯克在高昌故城摩尼教神庙的另一间房屋中发现的。这是一间穹窿顶的房间，它的东侧挨着一条长廊，被勒柯克称作“藏书室长廊”。在入口处，平放着一副完整的人的骨架，可以看出原先是黄布裹身或穿黄袍，但都已成了碎片。跨过尸体，地面上是一层软而潮湿的东西，还混杂着许多金粉和 颜料。仔细一看马上就清楚，原来这么厚一层都是摩尼教经书，但由于受潮而完全腐烂了。房中堆积的经书写本有二尺多高，有些是干燥的，但因被泥水浸泡过，书籍都粘结在一起，几乎同黄土成为一体。勒柯克拿了一些书本将它们晾干，结果这些藏书都变成碎片。那上面美丽的线条和交错着金色、蓝色、绿色和黄色的小图画，还隐约可见。

　　这个“藏书室”及通道里的发现是惊人的。除发现绘有穿衣的摩尼教男女修道士的布质画像外，还发现一些麻布画。其中有两幅画幡绘画精致，保存完好。这些画幡最明显的特点，是与佛教的画幡极为相似。窄长的布条，顶端是三角形，两边沿长布条又有两个布条垂落下来。长布条下端是一块加重的布料及一小块起加重作用的木板。一幅幡画上边的三角形里画着一位白衣男子，正坐在宝座上举起右手说法。左右两侧的蓝色背景上，有两个穿白衣的人，恭敬地坐在地上。三角形下面是一些装饰图画，下面红色的背景里画着摩尼教男教士人像，这是幡画的中心。他头戴摩尼教翼形高冠，长发梳成条束分别披在双肩和背后，上唇有短髭，下巴上垂着一小撮山羊胡子。身穿宽大的白色法衣，胸前绘有黄底红边方框，这正是摩尼教人物形象的特征和标志之一。他的两侧跪着两个女修道土，头饰奇特，顶端有红布制成的两个尖角。前额、鬃角和双颊都贴着花黄，钟形耳环垂至肩头，身穿红色拖地长裙。女修道士脸色圆润娟秀，合十的双手小巧纤细，周围的装饰图案如华盖、如彩伞，十分精巧美丽。另一幅幡画，中心人物是一位女教士像。上面的三角形中，画着一个穿红衣有头光的神像，。两个穿白衣的人像敬畏地拱手而坐。幡画正中的女教士，胸前同样有黄底红边方框。她站在一块黄色有图案的地毯上，背景是绚丽的红色，身体略向前躬，面容丰满，眼眉微吊，纤细的鼻子画成钩形。身穿宽大的摩尼教特有的白色宽大长衫，内衣也是白色的，还戴着白色帽子。胸前系着一条红带子，一直垂到脚面，终点结着个大红缨子。她把手掩在袖里拱于胸前，好像手中还捧着一本书，女教士图上有回鹘文题记，明确标出：这是王纪之像。应为回鹘高昌王国的王纪。

　　这样的幡画发现了不少，疑是成批制作的。可能是当某人 成了教士时，其亲属或同僚就制作画幡表示祝贺。这就使摩尼 教的斋戒厅或礼拜堂内，像佛教寺院中那样，挂满了这类画幡。

　　在这间“藏书室”及其通道里，还有绢画摩尼教武士像、摩尼教故事画数十幅，人物形象活灵活现，气韵生动，从中可 以看到明显的波斯艺术痕迹。特别重要的是还发现了有红色的回鹘文题记的摩尼教细密画，这是一些制作华丽的插图，图中一边是身穿法衣的摩尼教教士，另一边是一列正在演奏的乐队，美丽的蜗卷纹图案装饰其间。绘画的风格不同于印度画风，也不同于中国画风，勒柯克认为“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这种风格归于晚期希腊艺术的一种绘画派别，另一方面可以把它看作是著名的晚期波斯细密画的起源”。

　　除了绢画、麻布画、纸画外，还在高昌遗址出土了摩尼教丝绸刺绣艺术品残片。如“龙与莲花”的彩色平绣和“大公 鸡”的刺绣品。值得一说的是一幅摩尼教女神刺绣。女神站在美丽的莲花底座上，左手叉腰，右手举一朵莲花或是香炉，上身穿长袖黄色衣，下着桔红色长裙。腰带上饰珍珠和装饰图案，她的头光周边也是一圈珠子，并有一个蓝色半月形头饰。

　　女神右侧，站着两名身穿全套法衣的女教士，她们脚下也踩着佛教绘画中常见的莲花底座，显得非常稳健。这些人物像的周围，还画满花卉图案，都是用多种色彩的丝线绣成的平绣。冯法尔克敦说：“从狭义上说，平绣就是原来的刺绣画，是东亚艺术追求自然主义效果的产物，是最通常的刺绣技术。这种技术只有在这里——如上述吐鲁番出土刺绣残片所表明的——中世纪时就已存在，并在以后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从这些残片，特别是莲花的刺绣法上可以看出，人们企图通过平绣使花瓣更加模式化，尽可能发挥绸缎的光泽效果。同样值得重视的还有绣在淡色方格绸上的花朵，极巧妙地运用了刺绣画法。”那幅“女神图”显然描绘的是摩尼教的内容，并有莲花与题记。

　　它们根据不同的需要与目的，运用了多种刺绣技术。其中的服装与莲花瓣，就是用平绣法绣刺而成的，以便充分发挥丝线的光泽和色彩效果。“相反，对人物的脸、手以及题字来说，重要的不是闪光的色彩，而是清晰而准确的线条，因此采用了瓣结刺绣法，画面上原来缀有单面涂金的极细的羊皮纸条或皮革条，以突出主线条，加强表现力……在近代，刺绣中已不再经常使用这种涂金革条，至少在中世纪以后的刺绣上，再也见不到这种涂金革条了。”

　　紧接着，勒柯克他们在这里又发现了大批文书，这是一些极珍贵的摩尼教文书，有用波斯文、印度文、回鹊文写的，也有用汉文写的，这些文书的文字约有六七种。文书中都有许多精美插图，这些插图内容广泛，构图严谨，敷以艳丽的色彩，有的插图还使用了闪光的金箔。作品除体现写实精神外，还极富装饰性。

　　这大量的摩尼教绘画作品，使我们看到了摩尼教艺术的洋洋大观(遗憾的是，这些绘画都是流落国外的原作的复制品)。 由此可知，摩尼教曾在回鹘高昌盛极一时。由于摩尼教主本人是一位画家，所以在摩尼教的宗教建筑中非常重视绘画，其宗教仪规中明确规定寺院里设有经图堂。同时，有关摩尼教的文书中出现大量引人人胜、技艺高超的插图和故事画，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高昌故城出土大量摩尼教文书和绘画的同时，还在位于火焰山下的著名佛教石窟寺柏孜克里克，也发现了摩尼教壁画。在25窟的壁画中有摩尼教寺建筑示意图，摩尼教人物图，绘有光明树、生命树和十数名跪拜的摩尼教圣徒大幅绘画，还有一幅非常珍贵的摩尼教乐舞图，这在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绘画中比较罕见，其中吹笛人的形象非常生动，边奏边舞，情趣盎然。此外，还有木头沟一遗址中发现了一幅纸画，内容是摩尼教圣歌插图。

　　摩尼教在高昌虽然没有达到佛教那样高的地位，但它却在高昌回鹘王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除了以上德国人发现的上千件摩尼教文书和数量惊人的绘画艺术品可以说明问题外，在汉文史料中也有摩尼教在高昌的记载，提到高昌回鹘王国向中原“天朝”派遣的使节中，就有一定数量的摩尼教教士参与其间。直至宋代王延德出使高昌，还在高昌城中看到佛寺“五十余区，复有摩尼寺、波斯僧侣各持法”。

　　创立于3世纪、盛行了一千多年的摩尼教，于15世纪突从世界上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遗址，没有遗物，即在摩尼教的故乡波斯，也找不到它曾经存在过、其影响力远达东西方许多地方的实证。

　　德国人终于在远离波斯的高昌故城发现了神秘失踪的摩尼教，找到了遗址，发现了上千件用多种古代民族文字书写的摩尼教经卷和大量绘画艺术品，弄清了摩尼教于公元7世纪传人中国、9世纪风行于高昌回鹘王国的事实，解开了摩尼教神秘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20世纪30年代，北非再次发现了大量摩尼教早期书写文献，其中有书信、语录、赞美诗，也有著作注释和教会初创时期的历史概述等珍贵资料。这是对遥远而神秘的摩尼教的又一次重要发现。

　　但是，曾经一度成为高昌回鹘王国国教并长期与佛教并立共存的摩尼教，除了德国人于凹世纪初发现的一处遗址外，就再没有别的遗址可寻?摩尼教的信息在20世纪初就中止了吗?关闭了长达如年之久的探索摩尼教之谜的神秘之门能不能再重新打开?

　　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晁华山早于1988年赴吐鲁番考察时，在胜金口一座洞窟中突然发现了一幅壁画，淡淡的白色基调，硕大的树冠，两棵树干交叉而立，一棵是蓬勃的白，一棵是阴冷的黑……，这一白一黑、一明一暗的两棵交叉的树，那意窟，但这突然跳在眼前的图画，使他隐约联想到了摩尼教。

　　胜金口洞窟中产生的疑惑，成了挥之不去的问号。这偶然的联想，促成了晁华山的一次重大发现，使湮没千年的摩尼教古刹重见天日，引起世人注目。

　　l991年9月，晁华山和他的一个研究生再次来到吐鲁番，对胜金口、柏孜克里克、吐峪沟3个洞窟群大约200个洞窟进行细致考察、测量和甄别。在一些洞窟中，生命树、死亡树，日力合壁图、七重宝树图等摩尼教内容壁画赫然在目，那些被佛教壁画覆盖、涂抹和对洞窟进行改建的痕迹也被他们发现。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中的38窟，就是经过佛教改建的摩尼教洞窟。原来这个洞窟很大，后来在改建中被拦腰筑一堵墙隔断，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还留有少量摩尼教绘画，其余新绘的壁画则全部是佛教内容。现在中间拦墙已被打开，人们穿洞可进入原建窟后部，看到早先摩尼教壁画内容。这件事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高昌回鹊王国中后期，佛教代之而起，摩尼教已经衰落式微了。

　　晁华山《初寻高昌摩尼教寺的踪迹》一文，详述了他的考 察收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吐峪沟发现的大型壁画《七重宜时神使图》，还有《行者观想图》，旁边有汉文题记“行者观想”。前面谈到柏孜克里克38窟后部，绘有典型的摩尼教建筑五重台寺，其中5个殿堂是经图堂、斋讲堂、礼忏堂、教授堂、病僧堂(此室也绘有生命树与死亡树交叉图)。信徒中有几个是汉人模样，男则结发，女呈高髻。胜金口摩尼寺中，也有汉人圣徒的形象。这就说明，有一部分高昌汉人，也吸依了摩尼教。此一事实，是为前人所忽视的。

　　当时，摩尼教在我国是仅次于佛教的第二大外来宗教。由于信仰摩尼教的回鹘人西迁并建立王国，摩尼教被尊为国教，因此高昌被认为是该教的东方教区中心。晁华山等人的发现，初步证明了上述认识。

　　经过晁华山先生及其助手3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把吐鲁番地区众多佛教寺院中的70多个摩尼教洞窟，从数百年来的历史误会中澄清出来。他们还根据古代文献和高昌发现的摩尼教文书等资料，论证了这些洞窟的性质和分类、壁画的题材和意义、分期和年代、寺院组成体制等问题，证实这些洞窟正是湮没近千年的摩尼教古刹。

　　这是20世纪以来，关于摩尼教之谜的第三次重大发现。《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中说，宿白先生断定这将是一个 极为重要、值得深入研究的发现。一些专家认为，这次发现甚至比上两次发现的意义更为深远，不仅对研究失传几百年的摩尼教具有开创意义，而且对于世界宗教史和其他相关学科也是一件大事。关于支持这种说法的理由，报道的作者归结为：如果说文献写本的出现，使世界对摩尼教这个古老神秘的宗教有了平面的间接的了解，那么，洞窟遗址的发现，就可以把我们带入立体的、直接的认识，并就此开展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文化史、工艺美术史等多方面的探讨，其开发价值不可估量。

　　据报道，晁华山在确认了摩尼教洞窟后，曾特意致函金庸先生说，《倚天屠龙记》中对摩尼教教义的阐述和对许多教规、习俗的描写，真是难得的准确。当然这不过是个小插曲。小说家可以用想象力虚构作品并使之充满诱人的魅力，而科学只承认事实。

　　高昌故城的废墟里玄机四布、奥秘无穷。因为历史的文明、宇宙的哲学在这里留下的烙印太多，它超负荷地承载着古老文化的遗存和信息。

　　高昌故城不仅是西域佛教和摩尼教的资料库，而且还有景教、袄教的遗址、遗迹和艺术品，这就足以证明高昌宗教文化的博大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