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俑塑品中，有几件彩绘动物泥塑格外引人注目。

　　高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和交通要冲。在唐墓中出土精美的彩绘泥塑俑，这就说明在远离中原王朝的西域吐鲁番等地，随着佛教艺术的发展，雕塑艺术的规模和水平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众多精美俑塑品中，单峰驼、汗血马、镇墓兽三件作品极富西域地方特色，堪称是上乘之作。

　　号称沙漠之舟的骆驼，是丝绸之路的象征，是传播人类文明的精灵，是西域渤海旅人的忠实朋友。骆驼的雕塑形象早在战国时的墓葬中就出现了，北朝时渐多，唐墓中的骆驼雕塑形象之多达到了高潮。但是，除了陕西长安、咸阳出土了两件单 峰驼之外，其他全部都是双峰驼。这是一件泥塑淡彩单峰驼，修长的四腿挺立，引颈昂首好像正在张口呼叫，隆起的驱体显 得精壮干练，整个造型动中有静，静中有神。它仿佛要迈开四蹄，面对戈壁漠风，去进行一次长途跋涉，迎接大自然又一次严酷的磨砺。

　　古代在中国繁衍的都是来自美洲的双峰驼。而单峰驼的产地在北非、西亚和印度。吐鲁番唐墓和陕西隋唐墓单峰驼的出现，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东西方贸易兴盛、文化交流频繁的生动景象。

　　这件单峰驼在雕塑艺术上的最大特点，是突出了整体造型的神形态势，省略了许多可有可无的枝节，发挥了造型艺术空间的无限性，引发人们的驰骋想象，而不是真驼外形的简单摹仿。是非常珍贵和罕见的艺术品。与这件单峰驼相得益彰的是古墓中出土的几匹彩绘泥塑马俑。人们对马的形象并不陌生，因为西域自古以产良马闻名 于世。

　　阿斯塔那墓1972年出土的这匹马，硬骨丰筋，呈淡青色，驱体上花纹隐约，额广面瘦，头颅清秀，曲颈长厚有力，胸臆宽阔，腰短背长，卓然挺立，是一匹速力兼备、日行千里的汗血马。观看此马，禁不住想起杜甫笔下“五花散作云满身，万里方香汗血流”的“胡青骢”。

　　阿斯塔那224号墓出土一件彩塑马俑，也是淡青色，脖颈高扬，四腿细长，身躯壮实，神色聪慧，它不及前述马俑骠悍，却显得形体俊秀，举步轻捷，带着雏驹的稚气。

　　336号墓还出土两件泥塑马桶，高大健壮，面部清瘦，其中一匹的一只前蹄作刨土状，形象很生动。

　　这些马桶的形象，自然令人想到大宛的天马。传入内地的大宛马经过杂交发生了变化，即所谓“既杂胡种，马乃益壮”，状貌与大宛天马也大异其趣。而阿斯塔那墓出土的马俑，那修长的腿、头轻面瘦、曲颈长厚、驱体壮实、慢步时也内含着奔腾之势的特征，正是当初的大宛马或接近于大宛马的一种。

　　长安、洛阳出土马俑和绘画骏马形象，虽然是高头大马、浑厚雄健，但往往过于肥硕，矫健轻捷不足。而吐鲁番出土马俑，蹄高腿长，体型轻盈敏捷，善于奔跑腾飞，这与新疆多沙漠戈壁、山峦、草原的自然环境有关。

　　从这些马俑的制作艺术技巧来看，因是在墓室中就地塑造，不可能精雕细刻，难免显得有些粗糙。而中原的三彩陶马，是在作坊里精心制作，在窑场里从容烧制，加之长安、洛阳两京集天下良匠高手，其宏大的气魄、华美的造型，阿斯塔那出土马俑是无法与其相比的。但是，这种即兴创作则容易流露一挥而就的天趣和熟练技巧。

　　与单峰驼和汗血马那真实生动的形象相比，阿斯塔那古墓中出土的镇墓兽则是臆想和假设中的形象，这种形象在吐鲁番出现，显然是中原汉民葬俗传播的结果。

　　韩非子说过：“画鬼魅易，画犬马难。”这是因为鬼神无形，可以不受客观检验的制约。而犬马则有活生生的实物在，使你无法脱离其模型。然而，正因鬼神无形，才好任意想象， 挥洒自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蹲兽形、人头兽身形、兽头兽身形的各类镇墓兽，就其总体形象与中原出土的镇墓兽大致相同，不脱其案臼。但身处边睡高昌的雕塑家，毕竟比都城长安、洛阳的权威大家有更多的自由度，又有山林荒漠特殊生活环境的体验，因此他们的雕塑作品就显示出当地艺术的个性。

　　出自他们手中的镇墓兽，其创造性就在于既突出鬼魅的怪诞，又尊从“兽”的真实性。 阿斯塔那336号墓出土的一件镇墓兽，虽然外形结构与内地镇墓兽基本一样，但却有一幅格外狰狞凶恶的面貌。作品夸张地深陷两只眼窝，凸出一对眼珠，双目怒视，好像要喷出火焰。那大张的嘴和外露的獠牙，又似在怒吼咆哮。头上和身上竖立着长剑似的角，又增添了几分慑人的威力。腰腹间两侧一道道深沟，表示肋间肌肉强健雄壮。整个形象气势凶悍，野性十足。虽是鬼魅，却表现出猛兽的性情神态，成为一个生动真实，耐人寻味的雕塑艺术形象。

　　吐鲁番地方的艺术家有着丰富的经验和较高的艺术造诣。他们运用写实和夸张的手法，立意于形神兼备和似与不似之间，手到神随，技法熟练，从而使塑造出的艺术形象千姿百态、意趣盎然。

　　据说塑造狰狞形象与佛教密宗的流行有关，密宗教派崇奉类似凶神恶煞的神秘艺术。但是在阿斯塔那墓也出土过另一类镇墓兽，与上述形象截然不同。如一件镇墓兽，给人突出印象是色彩鲜艳、影调和谐，毫无鬼魅之可怖，而有野生动物形体的美感。这件镇墓兽也呈蹲伏状，似以虎和豹的头部器官和四肢为素材，进行巧妙的组合，构成和谐的整体。曲线流畅，刻划细腻，是一件成功的艺术品。不仅体现了当地民族的审美崇尚，也体现了西域艺术家独创精神和艺术个性。

　　人们到吐鲁番博物馆或在新疆博物馆，看到这些栩栩如生的俑塑作品时，都有一个强烈印象，在西域当时的每一个绿洲文化中心，都可能有一个流动的艺术家团体，他们不仅为佛教寺院绘画、造像，而且还创作了大量种类不同、形式多样的世俗化艺术作品，这些作品闪耀着风格殊异的艺术光彩。透露出西域与中原王朝和西方艺术文化交流的信息和累累成果。我们在纵观中华民族绘画雕塑艺术史长廊时，不应忘记远在塞外的这一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