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是古人留在竹简、木牍和纸质、麻质、绢质、石质等各种书写材料上的文字资料，它是我们认识古代社会的真实记载和文字实证。

　　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文书，据专家统计有42000多号，其中只有12000多号留在国内，其他则分藏于日、俄、法、英及韩国。

　　斯坦因于20世纪初在吐鲁番发掘带走的文书，后来由法国学者马伯乐整理研究，录文考释，收人《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一书中，在伦敦以法文出版。这是最早刊布的吐鲁番文书，但并非斯坦因带走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全部号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吐鲁番文书，整理出版了10卷本的《吐鲁番出土文书》。

　　1989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室郭锋先生在伦敦工作期间，对斯坦因所获文书进行调查统计，他着重整理了非佛经部分的文书，将包括吐鲁番汉文文书在内的400余号，收入他所著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氏伯乐刊布的部分》一书中，在国内出版。1994年，武汉大学陈国灿教授在上述材料基础上进行研究探索，对以往研究整理中的误差和遗漏进行补正，出版了长达600页的学术专著《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

近年，长期在吐鲁番从事文物考古和研究的柳洪亮先生，出版了《新出土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这是对新疆新出土文书研究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

　　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文物、文书，不仅珍贵有价值，而且数量多得惊人。它们可以组合连结成一条通往历史的巨大隧道，也可以排列延续成一个无与伦比的文化长廊。你走近一步，就能发现一个文明奇迹；你观察愈细，就愈能感受到它的博大精深。

　　那墓穴中以各种形式保存下来的文书，形形色色、内容广泛，记录了高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租佃土地、买卖商品、雇佣劳力、借贷钱物的契约；户籍、记账以及受田、欠田、退田的账目手册；官府文档、授官授勋告文、审理案件的辩辞和案录、收发文簿、行旅过所(护照)的公验；佛教经卷、典籍抄本、学生作业、私人信札、随葬衣物疏、驿馆中的马料账单等等。唐代大诗人岑参路过高昌留下的马料账单，就保存在唐代墓穴之中。

　　在历次出土的，总计达数万件的古代文书中，国内文物考古工作者清理出来的就有3000件，这些文书按时代先后整理编辑成10册，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书名出版。区别于20世纪初由外国探险家运出国外并编印出版的《斯坦因文书》、《大谷文书》、《桔瑞超文书》等。

　　考古人员发现的有纪年的最早的文书是西晋泰始九年(273)，最晚的纪年是唐大历十三年(778)。墓主人和出土文书主要是汉人、汉文，同时也有少量早期车师人和一些粟特文和回鹘文书写的文书。

　　吐鲁番文书能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是由它本身的价值所决定的。但是这些文书卷帙浩繁，内容庞杂，即使已经整理出版的，也都是鸿篇巨制，重如砖石。一般读者都认为，这是历史考古人员的专业书，所以很少有人问津。特别是古代出土文书，残破不全，话不联句，有头无尾，读起来确实困难。但这些文书绝不艰深枯燥，而是内容广泛，情趣横生，读之可以窥视古代高昌社会人间万象，乃至古代居民生活的细微末节。

　　当然，在我们阅读这些文书前，文物考古工作者已经作了大量工作。他们对那些杂乱的、片断的、分散的纸片，进行了仔细考察、辨认，如对墨色浓淡、纸质纸形、正反面文字迹痕、细碎片的碴口、几层文书的层压关系、每片文书之间的联系，进行反复试读、缀合、分类、录文，一直到断代、定性、考释、注解，这里既有琐碎平凡的事务工作，又有高深、科学的学术研究。

　　他们的艰苦努力，为我们提供了进入古代社会的捷径。不要小看一件小小的文书，它是历史的浓缩，蕴含的信息量是很大的。例如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写本《论语郑氏注》，就是一件很不一般的文书。《论语》各种版本虽然大量存在，并不罕见，但这种“郑注本”却自唐代以后就失传了，因而这本出土文书就有了填补文献空白的价值。从收藏角度来说，如果有谁得到宋代刻本，已是难得的珍本了，何况这是唐代前期的手抄本，其文物价值是很高的。

　　这本《论语郑氏注》的抄本有名款，一是“景龙四年三月  一日私学生卜天寿”，一是“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景龙四年是唐中宗李显年号，即公元710年。这两条名款说明，地处边疆的西州，执行着与中原完全相同的文化教育制度。卜天寿是义学里读书的私学生，不是富豪之弟，可见西州文化教育普及程度与中原没有两样。同时还说明西州实行的行政制度，与中原州、县、乡、里制度也是完全一致的。

　　最有趣的是，卜天寿在《论语》抄本后面，还写了一些诗词杂录。其中一首写道：书写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迟)。

　　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这首诗无疑是卜天寿自己作的，短短四句，一个聪明顽皮的西域学童形象便跃然纸上。一个12岁的孩子就会做诗，而且平仄韵脚也大体上合适，实在难能可贵。他虽然写了一些错别字，书法也不很熟练，但一个西域儿童能用正规的字体抄写《论语》，又能合辙押韵地写诗，还抄写了中原内地流行的《十二月三台词》，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诗歌、书法高度发达的唐代，也大大带动了西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事实。

　　有一件阿斯塔那墓出土的文书，“妇女郭阿胜辞”，有“被突照抄掠转徒”，“大军一来，天下太平”以及“无住宅”、“宦小宅”等语，就为我们勾画了下面一幅图景：由于突厥的抄掠，妇女郭阿胜遭遇不幸，现家仅存本人及6岁男儿，无家可归，流落高昌，现无住宅，请求给一小小居室安身。

　　还有买卖奴婢的文书。一件是兴胡米禄山辞：将婢失满尔 (十二岁)  “于西州市出卖与京兆府金城县人唐荣，得练肆拾 正”，并声称该为“贱口”而非“寒良玄诱等色”，下列买主、婢主、婢及众保人名，因本件是秒件，所以注宅“西州都督府印”。另一件文书称：“今将胡婢绿珠年拾叁岁，于西州市卖与妇女薛十五娘，得大练肆拾足。”声明该婢为“贱口”及列名盖印均与上文同。上述二文书，展现了当时买卖奴婢、且多为昭武九姓少数民族女婢的真实情况。

　　与买卖奴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富人的奢华，阿斯塔那出土随葬衣物疏，有“白练一千段，杂色物一千段，黄金白银皆是”等语，“千段”、“皆是”虽属夸张，但也反映了当时富户的经济状况。与此同时，还对死者进行赞扬。如高昌张叔庆之妻麹太明墓表，就对麹氏极尽歌颂之能事：“秉性贞洁，礼行纯笃，四德内融，杰称外著，用能绢谐九族，雍穆五亲。幼仕甥姑，有敬顺之名，长训闺庭，无简言之号。可谓窃宛之淑女，张氏之良配也。”受此殊荣者，若非王族即是贵戚，所以年仅38岁的麹氏太明逝世后，“宗亲悲酸，乡间啼泣”，并用以上文字对她歌功颂德，予以隆重安葬。

　　古代西域绘画，无论是佛寺壁画还是墓葬随葬绘画，均出自无名画家之手，不见署名，更难觅画家生活踪影。吐鲁番文书中有“画匠”这一职业的记载；还出现了画匠廉毛鬼、索善、宋口载才等人的名字。阿斯塔那墓葬里发现的麹娘墓志(立于唐开元三年，公元715年)，也为我们透露了民间画家的生活、创作情况。墓志说麹娘“晨摇彩笔，鹤态生于绿笺；晚弄琼梭，鸳纹出于红楼。”麹娘的确是技高善画、手巧能织的勤劳妇女。她清晨即起，手持彩笔涂写丹青于绿笺之上。晚上穿梭织布，在闺房里细绣鸳鸯。还说她“裂素图巧；飞梭阐动”，称赞了她绘画和纺织的熟练技巧。这些文字不仅说明她画艺高超，而且由此可知她的绘画作品一定不少。考古工作者发现的几幅绢画《侍马图》，正是出土于麹娘墓中。所绘之马线条流畅，形象逼真，注重构图比例和透视关系，人和马均呈现悲愁状貌，一幅神形兼备的生动画面，使观者眼睛为之一亮。这些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绘画，与中原唐代绘画有着同时代的特征和风范。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唐代西州的文化深受书原文化的影响。

　　透露画家情况的文书，还不止这一例。斯文赫定主持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于1934年经过吐鲁番时，购得一件文书，上面绘着一站立仕女，一派唐代风韵，左上方有一行文字，曰：“九娘语：四姐儿初学画，四姐亿念儿即看。”这件唐画或文书，有画有文，反映了唐代人以画代信的习俗。

　　高昌墓葬出土文书，多彩多姿，内容涵盖面很广，历史文化内涵极深。高昌佛教盛行，是一个佛化社会，但是出土文书却极少与佛教有关的内容。这是因为，佛教僧侣死后一般都火化，高僧大德的舍利盒安放于佛塔之中，少有葬于墓穴者，因此阿斯塔那出土文物中就很难看到佛教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