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世纪吐鲁番与匈奴“五争车师”，汉将郑吉即率兵进驻交河屯田。此后西汉政权在吐鲁番地区设戊已校尉，屯田士卒在这里定居下来，与车师民族共同开发这块土地。南北朝时麹氏高昌王国盛极一时，其重要原因就是大量汉人的迁入。至唐灭高昌，建立西州，是汉人在吐鲁番地区发展的一个全盛时期。

　　无论查阅典籍文书，观看出土文物，实地观察考辨，都会得出一个强烈印象：吐鲁番古代文明具有浓厚的汉文化色彩，昌“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文字亦同华夏”，还“兼用胡书”、“为胡语”。说明汉文化在高昌的影响，已达到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南北朝时高昌就流行五经、诸子集、历代史等汉文典籍，并“置学官子弟以相教授”。高昌郡时还仿效中原传统设置经学博士，又从晋代抄写的《三国志》残片和高昌王“于坐室内画鲁哀公问政孔子像”，说明在文化教育和宫廷王室中大力推行儒学和汉魏文化思想。随着中原汉人为避战乱大量移居高昌，中原兴起的道教文化也传人高昌，并在民间社会生活中产生影响。高昌是佛教中心，佛教文化相当发达，在这种情况下掺人和包容道教文化，便成为高昌文化的一大特色。

　　高昌地处西域要冲，靠近佛教源头，必然要受到印度佛教文化的重大影响。但与此同时，高昌佛教又融合了汉魏以来内地汉文化和佛教中国化后回传的因素，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昌佛教文化，高昌佛寺多以姓氏命名，如麹寺、马寺、张寺、阚寺、苏寺、崔寺、靳寺、裴寺、罗寺、董寺、程寺等等，反映出汉人聚族建寺和家族信仰佛教的情况。有的佛寺以官职名之，如抚军寺、和郎中寺、和虎威寺、都郎中寺、宿卫寺、公主寺、太后寺、大司马寺等，这些以官职命名的佛寺反映出汉魏门阀制度的影响。

　　高昌居民中，汉人和当地民族杂居比较普遍，从而使这些民族的文化呈现明显汉化倾向。胡人学习汉语蔚然成风，汉人学习胡语也很活跃，唐初设西州时，就有“译语人”的职业。足见胡、汉文化之间的融合，是非常普遍和深刻的。当时的农业生产中，汉人在使用先进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农作物中以小麦、大麦、青棵、栗、糜、蚕豆、黑豆等居多，后来因吐鲁番气候温暖等条件，汉人又将带自江南的水稻引入，产量相当可观。

　　吐鲁番自古是瓜果之乡，聚居高昌的汉人很快就学会了园艺生产，栽培葡萄、石榴、甜瓜、核桃、梨、枣等，汉人还把从内地移来的桃、杏，在这里种植、推广，成为吐鲁番水果中的重要品种。在饮食方面，“高昌备植九谷，人多啖面及羊牛肉。”这里的面食，与北方来的汉人面食做法相同。通常的面食有饼、饺子、馄饨、汤面片及甜点等，汉人还很快适应了食用牛羊肉的习惯，猪的饲养量大大减少。同时，高昌也出现了植物油榨取技术，从胡麻、核桃中榨取的油除食用外，还供点灯照明之用。

　　高昌的手工业很发达，到西州时更是得到迅速发展。从事木匠、铁匠、缝匠、皮匠、甲匠、石匠、苇匠、泥匠等手工业的工匠，大部分是汉人。这一时期，中原的造纸术已传人高昌，西州出现了官营造纸作坊。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就有将囚犯发配到“纸坊”服役的记载。随之，内地的毛笔和墨、砚也传到吐鲁番一带，成为人们传播知识、抄写典籍文献和佛教经卷的重要工具。

　　高昌人的穿着，也是汉族和当地民族服饰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他们的服装，“丈夫从胡法，妇人略同华夏”。衣料除中原传统的丝绸、麻织品外，还有当地白叠(棉)布及皮毛、毡等原料制作的衣服。其中档(马夹)、襦与衫(均为上衣)、裙、中衣和丑衣(贴身内衣)、脚靡(袜子)、绣鞋等都是中原服装，而面衣(脸罩，一说是罩在外面的衣服)、褶(左衽短袍)、挎(裤子)、靴等，则是胡服。面衣是为适应吐鲁番多风沙而特制的，偏袄上装和裤子是胡服的主要特征，为便于马上活动自如而创造的，昌汉人戴的“幞头”、“乌纱帽”、“帷帽”等帽式是从中原传来的，当地民族则戴一种尖顶帽。

　　考古发掘中出土许多来自中原的铜镜、漆器等，说明高昌贵族妇女酷爱化妆，她们涂胭脂、抹钻粉、贴花钿，还戴金银戒指、耳坠、臂钏及各类玉制饰品。

　　高昌人的枕头很别致，有一种叫“鸣盐枕”，文献中说高昌“复有白盐，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之为枕，贡之中国”。此枕感触清凉，击之发出鸣声，很可能是一种石膏枕，其形态与盐岩类似，石膏内有气泡造成的小空洞，叩之有声响，所以称之为“鸣盐枕”。

　　一般家庭院落都有水井和火炕。特别需要提出的是，高昌人在魏晋时期已开始使用椅、凳、床、几等家具。这类用具是由西域游牧民族发明的，最初是一种便于折叠的坐卧用具，挂在马侧。宿营时可防潮，称之“胡床”。大约在东汉末年传人中原，并由“胡床”改造发展为床和椅等高脚坐卧家具，改变了此前中原人席地而坐卧的习惯。

乐舞娱乐活动在高昌贵族和民间也很盛行，有的是为适应佛教仪规而演奏的佛曲，也有的是内地汉人受当地民族喜歌善舞的风习影响而开展的民间乐舞娱乐。高昌乐器中有西域乐器琵琶、箜筷、筚篥等，也有中原乐器笙、箫、阮咸、拍板、钟馨等，还有高昌特制的乐器铜角。高昌乐舞可以说是集印度佛曲、龟兹乐舞、中原汉唐文化之大成者。我们从高昌出土的各类绘画中，都可以看到佛寺乐舞艺术的盛兴和贵族家庭乐舞娱乐的真实情景。

　　信奉佛教是高昌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秦汉之际车师人信奉小乘佛教，而北凉以后高昌汉人信仰大乘佛教，是汉地佛教回传西域的结果。后来高昌举国奉佛、人人修行，大量修建寺院，开凿佛寺，其中一座最大的寺院，建筑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

　　至唐代，高昌人口总数约5万，其主要成分是汉族。历代高昌都城的建筑，都仿照中原形式。整个高昌华声朗朗、汉风习习，一派塞外中原景象。

　　这样深厚的汉民族成分和汉文化基础，就是在回鹘势力进入高昌并建立王国后，也没有根本的变化，反而使写信摩尼教的回鹘人，终于改奉佛教为国教，并在汉文化熏陶中设计自己的立国方略，从而使回鹘人在长达4个世纪的统治中，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高昌绿州文明。

　　由于历代战乱不止，灾荒频仍，从内地迁入吐鲁番的汉族人从未间断，因从事商业而留居的也不少。至清代，左宗棠率部平叛、统一新疆，所率湘湖子弟有些就留在天山南北，还有一部分随军而来的平津商人，也成了吐鲁番的居民。从清代至民国，由于从军、屯田、经商等原因，又有许多汉族人居住在吐鲁番一带，世居至今。

　　1949年以后，进疆部队、复转军人、支援边疆建设的汉族科技文化专业人员、技术工人、大中专毕业生以及青壮年劳动者的迁入，使吐鲁番地区的汉族居民成分急剧增加。汉族人口已达到12万，仅次于维吾尔族。

　　他们除保持汉族习俗的共性，保留原籍习俗的特点外，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特别是饮食、节庆和娱乐活动等方面，形成边疆地区的特色。

　　首先是饮食，汉族人不仅喜欢原来习惯的饮食，而且也很喜欢当地的馕、抓饭、烤羊肉、拉条子、揪片子，拌面、凉面、馓子、油香及牛羊肉。

　　汉族来源于全国各地，远离故乡的人对节庆非常重视，借以同乡欢聚，联络感情，慰藉乡愁。又因为人们来自五湖四海，所以五花八门的汉族地域性节庆都被引进吐鲁番汉族生活之中。除了元旦、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月十五中元节(鬼节)、中秋节、重阳节、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和除夕寺岁“装仓”这些传统节日外，还和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一同过肉孜节、古尔邦节。在娱乐活动方面，也逐渐习惯了维吾尔族喜好歌舞的风尚，参加麦西来甫、那孜库木等歌舞娱乐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