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峪沟佛寺遗址，是吐鲁番地区最古老的佛寺建筑。

　　它距吐鲁番市有四五十公里，道路崎岖难行，来这里的旅游者不多。随着交通的发展，特别是专业考古和研究人员不断发布有关吐峪沟的新信息，前来考察和观光的人才逐渐多了起来。

　　吐峪沟是深山沟中的一个小村庄，这里水流淙淙，小溪纵横，在排列成行的泥土小屋周围，环绕着浓密的桑树、榆树、白杨树，桃、杏、葡萄的芳香溢满山沟。给人留下印象最深 的，是村中沟谷的那盘古老的水磨，它完全凭借自然的节奏、 原始的动力转动着，不知转动了多久、多久……然而，就在这静无声息的偏远山沟里，却曾经展现过人类文化的灿烂画卷。

　　佛教洞窟像一只只神秘的眼睛，藏匿在沟谷两边的崖壁中。在这些眼睛的注视下，这里消逝过一个喧闹的世界。

　　这里有山有谷，有水有树，有能种五谷瓜果的肥沃土地，因而成了佛众研读经卷、修行悟道的理想之地。

　　吐峪沟石窟寺，不仅是吐鲁番地区较早的佛教寺窟，也是整个西域建窟和保留壁画较早的洞窟之一。这里的建窟、造像活动，最早出现在晋和十六国时期。沟东一座残窟中保留着一幅佛本生故事和一些汉文榜题。据专家分析，这样榜题的书法风格，与新疆出土晋简以及敦煌莫高窟晋、十六国卷子中的书体“如出一辙”。因此，吐峪沟石窟寺特别引入注目。

　　高昌的佛教文献记载，早于车师前部时代，佛教就已成为国教。如果从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峪沟发现的《诸法要集经》来推断，这本写于晋元康六年(296)的经卷，就是西域发现的最早有纪年的佛经写本。无疑，吐峪沟残窟佛本生故事画及汉文榜题，特别是这本经卷写本，为佛教传人高昌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证明。

　　后来在沮渠氏自河西西迁，在吐鲁番称王时期，吐峪沟石窟寺翻开了新的一页。高昌沮渠安周王朝大兴佛教，开山凿寺，并抄写《佛说菩萨经》署名“大凉王大沮渠安周所供养”。

　　这就说明，吐峪沟佛寺洞窟在南北朝时期，确实是高昌王国的重要佛教寺院。

　　到了唐代，吐峪沟石窟寺进人一个繁荣发展的新阶段。有一本保存在敦煌莫高窟的唐代文献《西州图经》残本，记载了吐峪沟“丁谷寺”及一所禅院的情况：

　　丁谷窟寺依山而建，上背危峰，下临流潺，四周绿荫环抱，佛寺禅院烟火缭绕，蔽天遮月。雁塔凌空高耸，横跨沟谷的桥梁如彩虹卧于霄汉。人们往返沟谷东西佛寺如履平地，实在是“仙居之胜地”、“栖灵之秘境”。如今，吐峪沟石窟寺，历经一千多年历史的沧桑，已是一片劫难之后的破败景象，空留一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怀旧模样。

　　石窟分布于沟谷东西两岸的峭壁上，沟东的洞窟比较集中，大部分是凿崖而成，窟形较大，气势雄伟。沟西洞窟背靠高峰，依山势起伏而建，错落有致，似层层“疏梯”。沿着昔日“疏梯”而上，就可以看到《西州图经》记载的“雁塔飞空，虹梁饮汉”和“上则危峰迢滞，下则轻流漏浸”的景观，只不过太朦胧了，需要加入我们的想象力。

　　吐峪沟编号的洞窟有46个，仅有9个洞窟还保存着壁画，其他大部分都已脱落。在残存的壁画中，有千佛、佛像、说法图、菩萨像、比丘禅观图等，还有佛本生故事和因缘故事画等。沟东44号窟中就有千佛、佛和菩萨及说法图。最精美的是该窟中的本生故事画，其中有太子求法投火图、舍身饲虎图、忍辱切割手足图以及慈力王施血饮五夜叉图、毗楞竭梨王求法千钉钉身图、尸毗王割肉易鸽图等。第40窟中有一幅残画，似有一黄色龙舟，坐着几个菩萨，榜题中有“水”、“龙”、“放”等字，可能是菩萨人海求珠图。另一幅绘一着甲者，手持一器皿伸向佛前，佛头部肉髻突出，两眼有眶无珠，大约是佛舍目济人的故事。第38号窟的佛，头光折射的火焰纹内布满小干佛，甭道顶的图案中有一朵大莲花，用晕染法表现出莲籽和花瓣，另外还有蔓藤忍冬纹、方格六瓣花纹、葡萄样纹饰等。在沟西12号窟绘有一佛二菩萨说法图，佛坐于菩提树下莲花座上，两菩萨立于莲上。所绘菩萨，形象优美，富于动感，菩萨发向后梳，披长巾戴宝冠；上身袒裸，挂帛带系腰裙，佩环钏披璎珞，身姿扭曲呈“S”型，手持供物或合十，整个形体生动飘逸，恍若出壁。

　　吐峪沟绘画既有龟兹风格，也有莫高窟艺术风范，这就说明高昌佛教艺术先接受了佛教东渐时的影响，后来又受到中国化的中原佛教回传的影响。

　　吐峪沟石窟寺壁画中最特殊的现象，是禅窟中大量出现的比丘禅观图。例如第1、20窟和42窟3个禅窟的壁画内容，在西域乃至我国其他佛寺绘画中都是少见的。比丘“观禅”即“禅定”是佛教修行的一种方法，要求澄心静虑、坐禅观想，求大彻大悟之境，修来世成佛之果。据佛教艺术研究专家贾应逸先生介绍，在龟兹石窟和莫高窟中，只是在故事画里出现禅观情节，像吐峪沟这样满铺洞窟、侧壁窟顶全绘禅观图的现象，是从未见过的。这说明高昌地区曾一度盛行禅法。贾应逸先生举出《高僧传》中提到的法惠，该僧曾“住龟兹”，“修得出家，修学禅律，苦行绝群，蔬食善诱，心无事非。后还高昌，住仙窟寺，德素既高，尼众仰止，票其诚训”。对他在高昌大弘禅律的记载以及吐峪沟佛寺洞窟中出现的比丘禅观图，反映了禅法在高昌盛行的情况。

　　吐峪沟现存洞窟，主要是晋、十六国和麹氏高昌两个时期的遗存。因此，这些洞窟壁画内容和风格中，中原汉文化的影 响显而易见。壁画榜题，全部是汉文。有的窟形与中原晋墓建筑形式很接近，窟顶莲花居中，四周画条幅，条幅中画立佛，绘画风格与敦煌莫高窟有相似之处。

　　在吐峪沟西区有3洞相连成为一窟，壁画不多也较简单，但佛像座下不是莲台而是胡床。阎文儒先生对这一现象十分关注，认为是其他各石窟中没有见到的。绘画在人物轮廓上用粗线条，内部用大笔烘染，风格比较朴实简单。这组洞窟中的壁 画，应为河西前凉王朝在高昌设置高昌郡时期的作品。

　　高昌郡是属于中原王朝的地方汉族割据政权。这一时期， 内地的文人画匠及流民纷纷涌向高昌，汉文化在这里产生重大影响。吐峪沟早期洞窟壁画，正是这一影响的反映。 后来，吐峪沟佛寺曾一度废弃过，“记毁无主”，当回鹘人在高昌建立王国后，才又对其进行了修建。 然而无论是早于晋时的佛寺，还是盛极一时的唐代丁谷寺，或者是回鹘高昌王国重新修整的寺院建筑，都在15世纪一场宗教战争中被摧毁了。

　　幸存于遗址废墟中的残破不全的文书、壁画、艺术品和其他文物，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被远道而的各国探险家、考古学家像过筛子似地过了一遍又一遍，他们把搜寻到的文物，车拉马驮地运往国外。

　　俄国植物学家雷格尔，这位沙皇时代的彼得堡皇家植物园主任，德意志血统的俄国人，于1879年来到吐鲁番，可以说是惊扰吐峪沟这个世外桃园的第一人。他除石搜集许多植物标本外，回国后还发表了《吐鲁番探察记》；文，记述他在吐峪沟见到的石窟寺，并谈到高昌故城，说“那里有一个如同罗马的城市废墟”。他的介绍，引起西方学术界极大的兴趣。14年后的1893年，罗波洛夫斯基和科兹洛夫探险队，在吐鲁番进行气象测绘和观察时，也到吐峪沟石窟寺进行了考察，带走了一些回鹘文、汉文经卷写本和其他佛教文物资料。至1897年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派出考古学家克列门兹，到吐鲁番考察了130个洞窟，其中包括吐峪沟佛寺的洞窟，拿走许多文书和精美的壁画，回国后发表《吐鲁番及其古迹》等文章。不久在罗马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大会上，介绍了克列门兹在吐鲁番所获宝物，引起与会者一片惊叹。

　　日本人不甘落后，大谷光瑞主持的探险队于1903年派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等，在吐峪沟进行挖掘，仅得一批佛经写本。1908年他们重返吐峪沟，雇了35个当地民工，分成5个组对洞窟进行大规模搜查发掘，这下他们可是满载而归，运走了大量古代文书、经卷抄本、铜佛像、刻花砖等珍贵文物，前面提到有大凉王大沮渠安周所供养署名的《佛说菩萨经》抄本，就是这次由他们带往日本的。在他们拿走的许多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绘画作品中，有一幅绢画“佛传图”值得在这里提说。这幅描绘佛祖释迦牟尼诞生的“佛传图”，虽然与龟兹或敦煌的同类内容作品的画法不同，但表现的都是悉达多太子出生的情景。这幅出土于吐峪沟的“佛传图”上，有清楚的汉文 榜题“摩耶夫(人)”“举手采花右肋生太子”字样。摩耶夫人能生育伟大的“佛”，除了她具有一切高贵的品德，还在于她有女性最完美的体态。佛典《神通游戏经》是这样描绘摩耶夫人的：

　　她正当如花的妙龄，艳丽无双。她有黑蜂似的头发，纤细的手足，迦邻陀衣似的柔软身体，青莲嫩瓣似的明眸，曲如彩虹的玉臂，相思果似的朱唇，莱莉似的皓齿，弓形的腹，深藏的脐，坚实丰满的肥大臀部，象鼻似美好光致的大胆，羚羊似的小腿，玫瑰胶脂似的手掌和脚掌……。

　　在龟兹克孜尔石窟的《太子降生图＞中，画家正是这样来表现太子和摩耶夫人的：无忧树下，摩耶夫人扶在侍女肩上，双腿交叉站立，右臂扬起，太子从她臂下肋间诞生。裸体的太子站在他母亲美丽的裸体之旁，一派高雅的姿态。但是吐峪沟出土的这幅《佛传图》，描写太子出生时，却给初生的太子和摩耶夫人都穿上了衣裳。这幅被考古学家判断为唐代的绢画，

　　至少是当地画家受中原审美观念和汉画表现手法影响的产物，说不定就是出自汉族画家之手或是从中原汉地带来的绘画作品。这种艺术表现，不仅距离佛经的描述相去太远，而且与龟兹画家笔下的“太子降生图”相比，差别也太大，缺少美感，观之令人大失所望。

　　日本人拿走的这幅绢画《佛传图》，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深受汉文化熏陶的高昌人，与崇尚裸体、画风豪放的龟兹画家相比，其艺术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佛教艺术中国化后回传高昌的又一实证。

　　如果要说对吐峪沟侵扰次数最多、劫掠后果最严重的，则要数德国人了。自1902—1914年，格伦德威尔和勒柯克分别以柏林民族人类学博物馆、皇家普鲁土考察队的名义，4次到吐鲁番，他们对吐峪沟古寺进行了测量、拍照、绘图、发掘，仅在沟东一个洞窟就拿走两麻袋文书经卷，包括汉文、回鹘文、吐蕃文等。这是一个完整封闭的藏经密室，被勒柯克打开后几乎连锅端走。此外还有许多“惊人的刺绣品”、佛像、丝织品等，以及一个圆形有盖、绘有红黄蓝色朗木制舍利盒。

　　以上物品，是勒柯克在吐峪沟一座大建筑中发现的。偶然一块巨大的岩石从山上落在僧房上，把墙砸开一个大口子，勒柯克便钻了进去，在里面发现还有一间小密室。于是，他从这里获得了被他惊喜的称为“代价”的一批珍贵文物。

　　在吐峪汉的一座佛寺中，勒柯克不仅发现“美丽的壁画仍然在墙上存在”，而且还发现一些被一层薄石灰糊着或被其他 饰物掩蔽着的壁画，经过清理后“绘画就可以出现，保存完好。”勒柯克和他的助手对这些精美绘画进行切割，揭走大块大块色泽鲜艳的壁画。他的助手巴图斯干得非常起劲，“不避冷热和尘土，以他熟练的手艺，从墙上把它们锯解下来。”

　　勒柯克还在吐峪沟发现许多“美丽的雕塑，雕刻着各式各样的佛像，”“此种雕刻的全数，也通为我们所获得”。勒柯克在惊喜之余，突然发现这些雕像纯粹是键陀罗式的，虽也表现出中国影响，但为什么其变化不如绘画那么大呢?后来他才发现，这些佛像的头是由标准模型制作的。离开吐鲁番以后，他和巴图斯在克孜尔和焉营发现了大量佛寺工场中白云石灰制成的模型，才解开了这个谜。

　　“每天都发现钱币”，勒柯克夸耀之情溢于言表，他说这些钱币“大部分是中国唐代的，不过也有萨珊王朝的，也有喀什 噶尔叛逆王子时伊斯兰教的。”此外，有宝贵的丝的、亚麻的和麻的织物，以及大量的写本，字体共计有24种。“这些都是在此地发现的。”

　　勒柯克将吐峪沟佛寺石窟所获宝物，装满了一个箱子又一个箱子，在他意满志得之余，禁不住对这里的风光发出赞叹： “这地方被称为吐峪沟(弯曲的沟)，真是一个极适当的名称。在谷的深处，小溪分成无数的沟渠，那水使黄土变得极肥沃。吐峪沟的小村，以种植葡萄为业，吐鲁番的葡萄即产于此，其形椭圆，无子、味甘，极甜美。此地又产杏、梅和桃，西瓜也多，有非常硬的梨，当干熟了时才可以吃，那味道也极好。”

　　离开吐峪沟时，他还发现了一个燕巢似地紧紧依附在山腰中几乎垂直的斜坡上的一座寺院。在11年后即1916年，一次剧烈的地震使这座大庙坠入峡谷。从此，再也无人记述它的踪迹。

　　勒柯克在吐峪沟搜寻到的艺术品及文物，收在他的《火洲》和《中亚与新疆古代晚期的佛教文物》等书中。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对勒柯克的掠夺性发掘很不满意。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愤愤地说：“德国人常常像狼群一样出动猎奇。”

　　斯坦因也曾于1907年和1914年两次到吐鲁番，在吐峪沟进行了绘图、测量、拍照和发掘，但收获不是很大。

　　他认为吐峪沟峡谷遗址“景物如画”，无数石窟“像蜂房一样点缀在风蚀了小崖壁之上。”他对“这些像猿揉居住的地方”，竞遭到本地盗宝人的毁坏，而感到十分遗憾。他同样也在吐峪沟“找到不少好看的壁画和塑像残片”，及一些汉文和回鹘文的写本。